La Soledad De America Latina,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82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speeches

我敢说，今年值得瑞典学院注意的，正是拉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每时每刻都决定着我们每天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属于这个源泉的我，这个流浪在外、怀念故乡的哥伦比亚人，不过是被机运指定的又一个数码。这个非凡的现实中的一切人，无论诗人、乞丐、音乐家、战士，还是心术不正的人，都必须尽少地求助于想象，因为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为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可信而必需的常规财富。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孤独之症结所在。

既然这些困难把属于它的精华的我们变得头脑迟钝了，那也就不难理解世界这一边的理性主义的、陶醉地欣赏自己的文化的天才们为什么找不到解释我们的有效方法了。如果不提生活中的灾难并非同样降临在每个人头上，也不提我们为寻求自己的身份而进行的斗争跟他们过去一样是艰苦的、残酷的，那么，他们那般坚持用衡量他们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便是可以理解的。用他人的图表来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使得我们愈来愈不为人知，愈来愈不自由，愈来愈孤独。令人尊敬的欧洲如果站在自己过去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许它会更能为世人理解。不妨回忆一下：伦敦为了建造它的第一道城墙，花费了300个年头，又用了300年才得到了一名主教，罗马在混沌不清的黑暗中争斗了20个世纪才由一位埃特卢里亚国王在历史上建立了该城，今天以其松软的干酪和无敌的钟表娱悦我们的、和平的瑞士人却曾在16世纪作为碰运气的战士血洗过欧洲，即使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各帝国军队出钱雇佣的1万2千个士兵还曾把罗马洗劫一空，夷为平地，砍死了8千居民。

我并非试图实现23年前托马斯·曼在此赞扬的托尼奥·克勒格尔那些把纯洁的北方同热情的南方连结起来的梦想。但是我认为，头脑清楚，也曾在此为缔造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伟大祖国而奋斗的欧洲人倘若彻底修正看待我们的方式，就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如果不具体地采取合法的行动支持那些幻想在世界的分配中享有自己的生活的人民，仅仅同情我们的梦想不会使我们对孤独的感觉有所减少。

拉丁美洲不愿意、也没有理由成为棋盘上的一个没有独立意志的“相”，也毫不幻想将自己的独立与独特发展的计划变成西方的渴望。然而，尽管航海的成就大大缩短了我们美洲和欧洲的距离，但似乎扩大了彼此间的文化差距。为什么在文学上可以没有保留地赞同我们的独特性，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所做的艰难尝试却受到种种怀疑而遭到否定呢?为什么认为先进的欧洲人试图在他们的国家实行的社会正义不可以成为拉丁美洲在另一种条件下以另一种方式奋斗的目标呢?不！我们历史上遭受过的无休无止的暴力和悲剧是延续数百年的不公正和难以计数的痛苦的结果，而不是在离我们的家园3千里(西班牙里，相当于5公里半—译者)外策划的一种阴谋。但是许多欧洲领导人和思想家却像忘记了年轻时代建立的疯狂业绩的祖辈那样幼稚地相信这一点，好像除了依靠世界上的两位霸主生活外便走投无路。朋友们，这便是我们的孤独的大小。

然而，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动荡，甚至还有多少个世纪以来的永恒的战争，都没有能够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牢固优势。这个优势还在增长、还在加速：每年出生的人口比死亡的人口多7千4百万。这个新生的人口的数量，相当于使纽约的人数每年增长7倍。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财富不多的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拉丁美洲。与此相反，那些经济繁荣的国家却成功地积累了足够的破坏力量。这股力量不仅能够将生存至今的全人类，而且能够把经过这个不幸的星球的一切生灵消灭100次。

在跟今天一样的一天，我的导师威廉姆·福克纳曾站在这个地方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如果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32年前他所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自人类出现以来今天第一次被认为不过是科学上的一种简单的可能性，我就会感到我站在他站过的这个位置是不相称的。面对这个从人类发展的全部时间看可能像个乌托邦的令人惊讶的现实，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的寓言创造者感到我们有权利认为，创建一个与之对立的乌托邦为时还不很晚。那将是一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在那里，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在那里，命中注定处于百年孤独的世家终会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